在归化浪潮的催化下，印尼足球焕发新生。这一条漫长、陡峭的归化之路，集结着从足协到球迷的齐心合力。

印尼足球的崛起之势，已经成为亚洲足球的新叙事。

最近一两个月，印尼男足国家队和国奥队在双线赛场表现抢眼，除了在世预赛双杀越南队，还在刚刚落幕的U23亚洲杯先后击败了澳大利亚、约旦和韩国，一度与巴黎奥运会入场券无限接近。忽然之间，高举“归化”大旗的印尼足球不再是“吴下阿蒙”，俨然变身为一头完全苏醒的“东南亚雄狮”。

殖民与移民

印尼足球的发展道路十分漫长，且起点很高，早在上世纪初，荷属东印度国家队就先后参加过远东运动会和第一届世界杯，并展现了国家队球员血统的多元化——比如在参加第一届世界杯时，队中的主要构成就是印尼人、华人和荷兰人。当然，这一切与印尼的历史息息相关。

自1596年荷兰人霍特曼的船队到达爪哇岛至今，印尼和荷兰之间的渊源已经超过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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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定居在荷兰的印尼侨民超过170万人(若统计具有印尼血统的荷兰人还要更多)，占到印尼海外侨民总数量的近40%，他们融入到荷兰社会的方方面面，足球领域也不是例外。包括范佩西、范布隆克霍斯特、马凯、德容等一众耳熟能详的球星，都有或多或少的印尼血统。而在荷兰二三四级联赛中，更是有数量众多的印尼血统球员，这样的历史渊源，俨然为印尼足球的触底反弹奠定了基础。

其实，在这些由“被殖民”催生的“红利”外，印尼人在民族独立后不断地扩散，也是间接扩容了足球领域的“归化资源”。

在印尼文化中，有一种梅兰陶文化(Merantau)，在当地语言中有“流浪，长途跋涉”的寓意，这表明了印尼人长期怀揣出国，远走他乡的想法——一方面能展现男子气概，另一方面也可借此积累财富、知识和生活经验。

所以，当欧美发达国家成为印尼人海外闯荡的首选之地时，纳英戈兰(前比利时国脚，有印尼血统)们的出现就不算奇怪了。值得一提的是，曾有西班牙国青履历的印尼归化国脚阿马特，更是传承了印尼土王贵族血统，其祖母来自印尼锡塔罗群岛上的赛奥王国王族，是第17代国王的直系近亲。2022年，阿马特还被该王族的管理机构——努沙塔拉苏丹国王族委员会认可，被授予了“王子”的称号。

可以说，大量的海外侨民提供了数量上的基础，而历史的偶然性又进一步增强了侨民后代参与足球运动的可能性，这一点在泰国、菲律宾等国家队的归化过程中都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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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试炼

之于东南亚足坛，印尼的归化之路起步得非常早，早在2000年，侨居荷兰的印尼人Eka Tanjung成立了名叫Sepakbolanda的团队，开始寻找自带印尼血统的荷兰球员。

虽然克服重重困难，确认了一些球员的血统背景，但并没有任何一人真正进入到印尼国家队。直到2010年，在时任印尼足协主席努尔丁·哈利德的努力推动下，前乌拉圭国青前锋克里斯蒂安·冈萨雷斯成功入籍，改名为穆斯塔法·哈比比，并出战了当年的铃木杯。他的出现也被视为印尼队在“归化战略”上的首次尝试。

但事实上，这位放弃原国籍的乌拉圭人没有任何印尼血统，只是在入籍前效力印尼联赛长达8年，在客观事实上满足了条件。

至少在2010年前后，“归化球员”在东南亚和中国仍是一个冷门概念，在民间也没有引起关注度。除印尼之外，仅有越南民间开展了零星的“海外越南血统球员”的挖掘工作。时至今日，一些网站上仍留存着当年越南民间的有识之士，搜集到的瑞典、挪威联赛中越南血统球员的资料。

可惜的是，由于经济发展、国籍法限制以及发展思路的狭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也是在近年才迈入“血统归化”的大门，滞后了一些时间。

作为东南亚“血统归化”的领军者，印尼足协并不甘心只揽入一名乌拉圭人，随后的三到四年，他们逐步推进工作，直至在2014年铃木杯为印尼国家队输送了四名归化球员。除了上文提到的冈萨雷斯，还有维克多·伊格诺内福、拉斐尔·迈蒂莫和塞尔吉尼奥·范戴克。其中，拉斐尔·迈蒂莫和塞尔吉尼奥·范戴克都具有印尼血统。

但悲催的是，由于印尼政府干预足协和联赛的工作，国际足联在2015年下发的一纸禁令，彻底打乱了印尼足球的发展节奏，这也间接导致了印尼足球被贴上“归化无用”的标签。

一晃五年过去，印尼国家队错过了非常宝贵的发展时机，目送卡塔尔人连续登上亚洲之巅。2019年末，印尼足协宣布韩国人申台龙出任国家队主帅，而那个几乎被忘记的归化魔盒，也被重新打开。

最近两年，印尼国家队在洲际赛事派出的归化球员愈发增多：2022年铃木杯，3人入列；2023年亚洲杯小组赛，7人到位；待到今年的国字号赛事，10人的归化矩阵几乎占据了全队的半壁江山。

截至目前，印尼国家队的归化球员总数已经超过30人，越来越清晰的救赎之路，使得他们对归化战略坚定不移。

“双百”目标

众所周知，印尼足球的“大归化”有一位幕后操盘手——前国际米兰主席埃里克·托希尔。在2023年成为印尼足协的掌门人后，他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将印尼国家队拉上了快车道。

在写给国际足联的报告中，他为印度足球提出了“双百”目标：闯入世界排名前100，且培养至少154名有能力为国家队效力的球员。

在托希尔执掌印尼足协的一年时间，印尼国家队的世界排名就从第157位攀升至第142位，就算是面对亚洲一流强队，比赛过程也算有来有回。

可以说，托希尔通过“归化大计”为印尼足球下了一剂猛药，他提升了归化球员的总体数量，还为这些球员获得印尼国籍打通了便捷之门。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实情况，一个国家能否推动归化战略，很重要的课题就是球员能否获得祖籍国的国籍——在中国足球上一个阶段的归化浪潮中，这是最棘手的难题之一。

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中国以及东亚、东南亚各国大多都实现“单一国籍法”，印尼也是其中之一。印尼不允许双重国籍的存在，但在2006年经女权团体的游说后，印尼政府开始允许儿童保留双重国籍，直至达到法定年龄17岁。但在年满21岁后，必须选择单一国籍。

如今看来，这样的轻微变化，让印尼足协找到了做工作的空间，他们通过民间力量发掘了数百名活跃在欧洲青少年联赛的印尼血统球员，并积极为他们办理护照，引导他们代表印尼各级青少年队效力。

至于成年国家队方面，近期相继入籍的马尔滕·普拉斯、杰伊·伊泽斯、贾斯汀·哈布纳、内森·周亚安、谢恩·帕蒂纳马、马克·克洛克、托姆·海耶、伊瓦尔·詹纳、拉斐尔·斯特鲁克和拉格纳尔·奥拉特曼戈恩等人，获得印尼护照的时间和流程都十分简短。

根据印尼一位高级内阁部长在4月30日的公开讲话，印尼政府计划向居住在海外的高水平人才提供双国籍，但该项法案还没有正式生效。不过，根据一份国际足联在今年3月13日回复印尼足协关于认定周亚安代表资格的函件中，明确显示了周亚安同时具备印尼和荷兰双重国籍。

显然，这就是托希尔完成的幕后工作之一，他为印尼国家队的归化事业争取到了足够的政策支持和谈判筹码，推动政府将一项尚未出台的法案提前向足球精英开放。

在这些球员中，杰伊·伊泽斯23岁，周亚安22岁，拉斐尔·斯特鲁克21岁，伊瓦尔·詹纳20岁，他们都处于生涯的上升期，远未到为了国际比赛经历孤注一掷的年纪。而在印尼足协拿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优厚条件后，这些年轻人都欣然赴约。

人民之战

印尼足球的焕燃一新，离不开印尼足协的支持和运作，但是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数量庞大的可归化球员名单，则是依赖于印尼球迷的无私奉献。

之于整个东南亚，民间搜索本国海外血统球员的工作一直都广泛存在，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都有所涉及。但要说最功勋卓著、挖掘数量最多且自媒体运作影响力最大的存在，莫过于印尼球迷。

“Footballtalentnesia”是印尼球迷在国外社交媒体上运作的最成功的归化类足球自媒体，拥有近15万的粉丝，还孵化出了“Indonesia Blood Talent”等多个独立账号。

这个运营小组的背后其实并非印尼足球的从业人员，而是三个大学生，他们迄今已经挖掘了超过500名海外印尼血统球员，其中有50到60位基本具有代表印尼国家队出战的实力。

或许，这就是托希尔口中“拥有至少154名有能力为国家队效力的球员”的数据基础。

可以说，他们的工作为印尼足协选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托希尔显然用实际行动认可和回馈了年轻人的热情和付出。

对这三个大学生而言，印尼足球的发展并不是某个人、某个组织、某个俱乐部或者某个群体的责任，而是印尼全体球迷共同的使命。他们曾说过：“当你打开任何一个，已经公开报道但还未归化的印尼血统球员的社交账号，你都会在评论区看到满屏的印尼国旗和印尼球迷盛情邀请的文字。”

印尼足球在世预赛和U23亚洲杯获得的每一场胜利，都是对这些付出者最好的回报。

本文作者：Jallo Tang、Josehidalgo